张维屏,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出生在广东番禺这方钟灵毓秀之地。其父张炳文身为嘉庆年间的举人,任职四会县县学训导,在诗文领域造诣颇深。张炳文后来受雇于广州十三行巨商潘振承家族担任馆师。潘家重视教育,开办私馆,张维屏便随父进入潘氏馆学,与潘家子弟一同研读经史,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
张维屏年少时便崭露头角,十三岁参加县试,一举夺得榜首,名震乡里。知县吴政达大为惊叹,对其才华赞赏有加,还依据《毛诗序》中 “南山有台,乐得贤也” 之意,赐他 “南山” 之名。同里方氏家中白莲盛放,邀请文人雅士赋诗,年少的张维屏所作之诗工整精妙,技惊四座,方氏因此看中他,将女儿许配给他。可惜,方氏女未及过门便离世,张维屏悲痛万分,赋诗悼念,其情真意切的诗作在乡里传为佳话。
嘉庆九年(1804 年),张维屏参加乡试,顺利中举。本可赴京参加会试,然而他极为孝顺,因祖母年事已高,身体孱弱,便决定留在家乡侍奉祖母。在此期间,他潜心钻研诗文,诗才愈发精湛,声名远扬。
嘉庆十二年(1807 年),张维屏首次赴京赶考。在京城,他与众多文人交流切磋诗艺。当时已过古稀之年的乾嘉时期著名诗人、文学家翁方纲,在阅读了张维屏的诗作后,不禁惊叹:“诗坛大敌至矣!” 能得到翁方纲这样文坛名宿的高度赞誉,张维屏声名鹊起。但在那个 “学而优则仕” 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科举功名仍是文人的毕生追求,张维屏也不例外。此后,他多次参加会试,于嘉庆十六年(1811 年)、二十一年(1816 年)、二十四年(1819 年)接连赴京应试,却屡试不中。每次落第后,他都通过诗作抒发内心的情感,时而豁达乐观,时而感慨岁月流逝、壮志难酬,郁闷与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展开剩余78%宦海沉浮中的坚守道光二年(1822 年),张维屏终于在科举之路上迎来曙光,成功通过会试,并在殿试中荣获二甲进士。同年四月,他出任湖北黄梅县县令,由此开启了自己的仕途生涯。在短暂的官场岁月中,他大多在地方任职,最高官至四品知府。尽管未能位极人臣,但他始终将百姓的福祉放在首位,勤政爱民,赢得了 “尽心民事,深洽舆情” 的赞誉。
张维屏刚到黄梅县的第二年夏天,当地遭遇严重水患。他亲自前往救灾一线,乘船视察灾情,发放救灾物资,与百姓共患难。在小农经济社会,百姓抵御天灾的能力极为薄弱,面对旱涝灾害往往束手无策。张维屏心系百姓,事事亲力亲为,深受黄梅百姓的爱戴。后来他调任长阳县令,百姓纷纷前来相送。
张维屏还未到长阳县赴任,又被调往广济县担任知县。广济县作为长江重要的漕运枢纽,每年漕运收入丰厚,历任知县多借此发家致富。但张维屏却不为所动,他深知漕运征粮过多会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陷入两难境地。他在《收漕辞》中写道:“不浮收,则漕费无所出,浮收则理不直,理不直则气不伸,吾宁弃官以伸气。” 最终,他选择引疾求去,此举虽遭不少人误解,或被笑为沽名钓誉,或被嘲为不识时务,但他坚守本心,毫不退缩。
此后,张维屏先后担任襄阳府同知、江西泰和县知县、吉安府通判以及南康府知府等职。在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逐渐看清了康乾盛世之后封建社会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和固有弊端。土地兼并严重,官民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尖锐,他深感仅凭自己一人的清廉,难以拯救苍生,内心充满失落与愤懑。但他并未随波逐流,而是以笔为剑,揭露封建官场的黑暗腐败。例如他创作的《衙虎谣》《盐枭乐》《狱卒威》等作品,生动地刻画了贪官污吏残暴贪婪、欺压百姓的丑恶嘴脸。
诗坛的爱国强音道光十六年(1836 年),张维屏对官场失望透顶,萌生了 “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 的念头,毅然辞官回乡,过上了闭门著述、授徒讲学的生活。
道光二十年(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的侵略打破了张维屏平静的生活。他与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 “开眼看世界” 的文人士大夫交往密切,胸怀爱国热情的他无法置身事外。1841 年 5 月,英军在广州三元里的暴行激起民愤,三元里人民奋起反抗。张维屏被这一英勇事迹深深打动,以诗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三元里民众的抗英过程,创作了《三元里》一诗:“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这首诗生动地展现了人民群众团结御侮的伟大力量和爱国精神,在当时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张维屏还创作了《三将军歌》,赞扬了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三位爱国将领捐躯报国的壮举。诗中写道:“三将军,一姓葛,两姓陈,捐躯报国皆忠臣。英夷犯粤寇氛恶,将军奉檄守沙角。奋前击贼贼稍却,公奋无如兵力弱……” 阿英(钱杏邨)曾高度评价张维屏的这些诗作,称其为鸦片战争中 “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 的 “英雄史诗”。
除了歌颂抗英斗争,张维屏还通过诗作斥责侵略者的野心,谴责清廷的投降政策。如《书愤》中 “鲰生惟痛愤,洒涕向江流”,表达了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悲愤;《雨前》中 “城下寻盟古所羞”,则直接批判了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行为。
咸丰九年(1859 年),八旬高龄的张维屏目睹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曾经繁华的广州城在战火中变得萧条破败。同年,张维屏与世长辞,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张维屏在诗歌创作上主张 “诗固出于性情”,其诗风自然率真,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描绘真情实景,在白描中又蕴含含蓄凝练之美。他还大胆引入新事物入诗,如描写火轮船、世界地图等,展现了近代诗突破传统题材、拓展诗境的趋势。在古文创作方面,他反对 “陈言” 与 “赝古”,文章不拘一格,随意挥洒,独具特色。
后世的深远回响张维屏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他的反帝爱国诗篇成为鼓舞民族精神的有力武器,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珍贵资料。他的诗作不仅在国内影响广泛,还传播到了海外,高丽、琉球、越南等地都有人慕名前来求取他的诗集。
他编撰的《国朝诗人征略》是一部大型诗话汇编,分为《初编》和《二编》。《初编》编定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六十卷,收录清代诗人 929 家;《二编》编定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六十四卷,收录清代诗人 258 家。这部著作体例独特,集 “传”“论”“选” 于一体,为研究清代诗人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资料。龚自珍曾评价此书是 “诗与史” 的结合,以 “选诗” 为 “作史”,“故其门庭也远,其意思也橘,其体裁也赅”。
张维屏的一生,是在时代洪流中坚守自我的一生。他从科举起步,在宦海沉浮中保持清廉,在诗坛上以笔为刃,书写爱国篇章。他的经历和诗作,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沧桑巨变,也展现了一位文人的担当与风骨。正如张之洞诗中所云:“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 张维屏虽未如卧龙般叱咤风云,但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成为后人敬仰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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